最近,经常听到“供给侧改革”这组词,它的全称是“供给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是当下中国经济领域最热的词汇。2015年中国医药行业正处于增长慢周期,对于业界来说,供给侧结构改革迫在眉睫。
制药业面临制约“供给侧改革”来助阵
在近日召开的BioLink第二届生物医药创新发展峰会上,RDPAC执行总裁卓永清表示:“从国外的经验看,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来培育这个产业,光靠市场需求也难以取得巨大的突破。例如,日本发展生物医药的基础很好,但他们也发现,由于没有好的政策,光靠市场需求是不行的。目前,在市场准入机制、医保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上,制药业面临着一些制约,我们需要制度上的改革来释放活力。”
谈到“供给侧改革”的意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表示:“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我总结,政策制订的速度和频率都大大地加快,但围绕药品政策的改革依然是焦点。我还希望医疗服务方面的改革步子更大一些,目前显然还不够大。”
药审提速受期待
今年6月,CFDA正式加入国际药品监管机构联盟临时阶段管理委员会,并参加相关工作。谈到这一变化的意义,卓永清指出:“CFDA加入这一机构,可以帮助我国的监管体系和国外接轨,因为其中包括美国、欧盟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药品监管机构。这有助于我国制药业与国际接轨。”
对于和国际接轨,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许铭认为,这是“十三五”期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他认为:“我国的生物医药技术都来自于欧美,尤其是近几年,大量国外的产品、技术、专利引入国内,很多国外科研人员回国创业,加速了生产技术的转移。在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发挥出后发优势。但是,希望我国的制药业也能让我们的成果走向国际。我认为,下一步的发展更多地是靠一种协作、联盟、创新的网络,这样的环境才能支撑生物医药技术真正地发展。”
要实现上述想法,还需要更多的“供给侧改革”推动。江苏恒瑞新产品市场总监马须春指出:“中国的创新不仅仅需要众多企业进军新药研发,还需要在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上给制药企业松绑。否则,我们在新药研发上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在“供给侧改革”成为热门议题的背景下,制药业对于“供给侧改革”有两大期待,其中之一是加快药品审评速度。对此,卓永清举了日本的例子,他指出:“日本为了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出台了很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各国药企在日本开展临床研究,希望把所有的新药在日本首先上市。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以往新药在日本上市不会这么快。日本已经意识到,如果创新药不能尽快上市,就会阻碍日本制药业的发展。”
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另一个期待就是《药品管理法》的修订,卓永清指出:“医药行业有一种体会,如果我国的《药品管理法》能够和国际接轨,那中国研发型企业只要准备一套材料,在中国也申请上市,在美国、日本也行。这就能节约我国巨大的研发成本。”
本次会议上,中国制药企业在新药研发方面的进步也成为关心的热点,来自美国强生集团亚太创新中心的资深总监夏明德认为:“目前,我国新药研发创新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在真正的创新药方面离欧美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大学研究院所、制药公司、风险投资机构通力合作,社会各方面资源有机结合,建立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其中,民间资本在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医保改革需大步迈进
对于“供给侧改革”,另一个大热点是医保报销。
谈到医保报销问题,卓永清表示:“我们医保目录已经6年没有更新了,2009年后上市的400多种药品大部分都没有进入报销目录,这给患者带来很大的负担。在不增加医保负担的情况下,如何降低患者负担?建议增加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度,在创新药市场准入上,应该对创新药有一个医保报销的体制。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三方共担机制,建立包括商业保险在内的多元化筹资体系。”
在医保改革上,蔡江南希望改革的步子能迈得再大一点,他认为:“在今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其实,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医疗服务价格不解决,医生就只能靠过度的以药补医、以检查补医来提高收入,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医患同谋’来欺骗医保和保险公司,所以商保进不来,进来也肯定亏损。目前,政府正在考虑进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价格需由医保和医疗机构建立谈判机制来协商。其中,竞争性的项目由市场来定价。”
对于制药企业关切的医保准入,独立学者陈川认为:“解决创新药报销的关键还是三医联动,如果合理用药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不会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创新药物上。现在,卫计委在整顿辅助用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家对合理用药的决心。因此,如果大家对于改革还有信心的话,就要相信三医联动肯定能实现,毕竟我国的医保从规模上说,决定有资源能够覆盖现有的创新药物,但在基本医保之外,政策能否把空间提供给创新药物,从政策的趋势上看,依然不清晰。